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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家世及早年生活

第二章无需学费的学校

第三章由医学到文学

第四章鲁迅在辛亥前后

第五章在“五四”前夜

第六章（稿）

第七章海滨的遁迹

第八章在钟楼上”

林辰（92―2003），原名王诗农，贵州郎岱（今六枝）人。中国古典文学、现代文学研究专家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，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，从事鲁迅生平史实考证，所撰文章论述谨严绵密，资料翔实可靠，新见多发前人之覆。50年代后，长期从事鲁迅著作的校勘、注释、出版工作，先后参加了957年版、98年版《鲁迅全集》修订工作。林辰平生研究成果达70万字，结集者仅有《鲁迅事迹考》、《鲁迅述林》两部著作行世，晚年抱病编校《鲁迅辑录古籍丛编》4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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聪明潇洒的人，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。

没有足够的我自然就没有足够的口粮，怎么办？苏轼的决定同样潇洒：脱下文人的长袍，穿上农夫的短打，白己动手，开荒种地。经过多方申请，当地政府批给苏轼一块五十亩的废弃坡地。苏轼非常钦佩唐代大诗人白居易，常常在诗词中以乐天自比。白居易被贬忠州刺史时，曾作《步东坡》诗，诗云：

朝上东坡步，夕上东坡步。

东坡何所爱，爱此新成树。

现在，这块五十亩的贫地正好位于黄州城东门外，于是苏轼干脆给这块地取名“东坡”，并自称“东坡居士”（事载宋周必大《二老堂诗话》）。苏东坡这个名号就是这么来的，它在民间的影响可要比苏轼这个名字大多了！

什么叫潇洒？潇洒不是一天到晚昂着脑袋、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。潇洒很具体，它是你在生活当中，面对每一个具体困境时的表现，你的人生中所面临的每一个挑战，都在检验你潇洒的底线。“东坡居士”这个名号也透着一股潇洒劲儿。居士的本意是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，但“东坡居士”这个称谓显然超越了本意的内涵，拥有更丰富的魅力一黄州的苏轼，是个平凡的、养家糊口的劳动者，是个善于在劳动中寻找审美趣味的文人，也是个勇于在苦难中摆脱心灵枷锁的哲人。他说：“我刚刚来黄州两年，生活窘困而匮乏。老朋友马正卿感慨我缺衣少食，帮助我从州郡那里申请下来数十亩士地，以供躬耕之用。这几十亩荒地，布满荆棘瓦砾，天气又很干旱，开垦拓荒令人精疲力竭，其中的劳苦真是说不尽！暂时放下锄头，喝碗水，写下《东坡八首》，自己哀怜自己的勤勉，等到来年有了不错的收成，这周身的劳顿疲倦就可以统统忘记了。”（见《东坡八首并叙》）黄州的苏轼，在后代的眼中雅俗共赏，赢得了农夫与士大夫的共同赞许，而东坡也成为苏轼在黄州的第一个重要象征。

其实，不管苏轼酿出来的是什么，当他按照杨道士的秘方，满怀希望酿酒的时候，未尝不是在酿造着自己对人生、生活的一分希望吧？在黄州这个地偏人稀的小城，也许正是这一杯苦涩的家酿蜜酒，能够给东坡居士带来一点甜蜜的快乐吧？如果说从苦涩的酒水里能够品味出甜蜜的味道，也不惧怕腹泻的危险，这又算不算是一种潇洒呢？

后来朝廷成立了研究、修订役法的专门机构——详定役法所，苏轼也被选派参加。这个时候朝廷大臣都不敢再发表不同意见，只有苏轼还依然故我，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在与挚友的信中，他写道：

昔之君子，惟荆（荆国公王安石）是师；今之君子，惟温（温国公司马光）是随。所随不同，其为随一也。老弟（苏轼自称）与温相知至深，始终无间，然多不随耳。（《与杨元素十七首》其十七）

意思是说，过去的君子以王安石为榜样，追随他；现在的君子以司马光为榜样，追随他。我与司马光彼此是多年相知的老朋友，关系亲密无间，但是我却不会盲目地追随他。

苏轼的这种态度造成了自己“上与执政不同，下与本局异议”（《再乞罢详定役法状》），也就是说上与宰相合不来，下与同事谈不拢。难道像苏轼这样一个“上可以与玉皇大帝聊天，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”的大好人，现在反而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了吗？当然不是。关键在于苏轼敢于坚持真理，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

苏轼在惠州时住在嘉祐寺中，时常登山望远，每一次他都拄杖疾行，一口气爬上山顶。可是有一天，刚刚走到松风亭附近，便觉得十分疲惫，很想靠着路旁的树木歇一歇。抬头看时，山顶依然遥不可及，心里不禁有点儿泄气，暗自发愁还能不能爬到山顶。但转念又一想，爬到山顶又能如何呢？能上则上，不能上则就地休息，甚至转身回去，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想到这里，苏轼顿时“心若挂钩之鱼，忽得解脱”，觉得轻松自在（《记游松风亭》）。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人们总是不知不觉画地为牢，在自设的陷阱中难以自拔。苏轼当时由三品高官直降到九品小芝麻官，以花甲之年远发海南，他面对人生忧患时心态已然转变，正如同游松风亭时所得顿悟一般，他突然了解，人生并非只能一味地往上爬升，只要自己愿意，暂停脚步，欣赏沿途风景，也无不可。人生往往如此，有时只需换一种思路、换一个角度，便能从盲目荒谬的自我桎梏中摆脱出来，获得心灵的自由。

苏轼对于佛学有很深的造诣，但以他对待生活的态度，从来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最后托付给虚幻缥缈的西方极乐世界。即便真有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对于苏轼而言，它也存在于自己对社会、对生活每一刻真实的把握之中，存在于自己对生命、对理想的每一次真实的实现当中，存在于自己情趣盎然、意趣横生的个性当中，对此，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清醒与自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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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在写作过程中，参考了大量的书刊资料，其中一部分体现在注释的引证书目中，更多的则作为知识背景在写作中产生了影响。在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中，鲁迅大概是传记最多的一个。到上个世纪末，关于鲁迅的传记就有27种，其中大部分是大陆解放后出版的。这些传记虽然各有特色，也大多涉及到了鲁迅一生行事的各个方面，但是，除了一些以考订史实为主的传记以外，大多数鲁迅传都带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，对鲁迅形象的刻画往往带有人为的“塑造”成分，甚至偶像化、神化的色彩。